魯迅是樂觀主義者嗎?

作者: 阮一峰

日期:2008年9月22日

魯迅小說集《吶喊》的自序,有一段有名的話。

假如一間鐵屋子,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,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,不久都要悶死了,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現在你大嚷起來,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,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,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?

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,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。

這段廣為引用的話,我早就讀過。想過很多次:魯迅是樂觀主義者嗎,他真的相信有”毀壞這鐵屋的希望“嗎?

印象中,魯迅似乎從沒有說過一句對中國前途表示樂觀的話,哪怕是鼓勵年輕人去戰斗,也寥寥無幾。就算《<吶喊>自序》中的這幾句,如果你仔細看,其實也不是魯迅說的,而是錢玄同說的。魯迅的作品中,只有悲觀、黑暗和孤獨,才是隨處可見的。

1918年5月,周樹人第一次使用”魯迅”這個筆名,在《新青年》發表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《狂人日記》。從那時起,魯迅似乎就已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了。沒有覺醒的人被吃掉,覺醒的人成了他人眼中的瘋子狂人。

1920年,魯迅在回憶10年前出版《域外小說集》的往事時,這樣寫道:

我們在日本留學時候,有一種茫漠的希望: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,改造社會的。因為這意見,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。但做這事業,一要學問,二要同志,三要工夫,四要資本,五要讀者。第五樣逆料不得,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: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,姑且嘗試,這結果便是譯印《域外小說集》。

……至于上海,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。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,以后再沒有人買了。于是第三冊只好停板,已成的書,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里。過了四五年,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,我們的書和紙板,都連同化成灰燼;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,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。

大約在那時,魯迅就已經看清楚了,幻想用文藝“改造中國”,不過只是“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”,在中國終究會“完全消滅了”。

1923年,魯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《吶喊》。可能由于對五四運動的成果感到振奮,魯迅使用了“吶喊”這個積極的詞作為小說集的題目。他是這樣解釋的:

在我自己,本以為現在是已經并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,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,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,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,使他不憚于前驅。至于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,是可憎或是可笑,那倒是不暇顧及的;但既然是吶喊,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,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,在《藥》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,在《明天》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,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。至于自己,卻也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,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。

可見,即便是那時,魯迅也不相信光明即將來臨。

1926年,魯迅出版第二本小說集,題目已經變成了《彷徨》,可見他覺得“吶喊”行不通。小說《在酒樓上》是這樣結尾的:

我們一同走出店門,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,就在門口分別了。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,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,倒覺得很爽快。見天色已是黃昏,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里。

無法逃脫的羅網,這才是魯迅真正的看法。

1927年后,革命陷入低潮,魯迅更悲觀了。同年,他在編輯完《唐宋傳奇集》后,加了一句題記,頗能反映當時的心境。

時大夜彌天,璧月澄照,饕蚊遙嘆,余在廣州。

滿天的黑暗,明亮的月亮遙不可及,只能聽任被蚊子咬,還有比這更強烈的無奈感和無力感嗎?

進入三十年代后,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,屠殺革命青年,局勢愈發黑暗。魯迅在《為了忘卻的紀念》中,這樣寫道:

這是怎樣的世界呢。夜正長,路也正長,我不如忘卻,不說的好罷。但我知道,即使不是我,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,再說他們的時候的。

這與其說是對未來的信心,還不如說是自我安慰。面對殘酷的現實,能做的也只有“忘卻”和“不說”了。那時的魯迅如果說還有什么希望的話,不如說已經絕望了。

綜上所述,我認為,魯迅從來沒有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樂觀過,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。但是他的偉大之處在于,雖然感到悲觀,但是他不消極,是一個積極的行動主義者。正如,法國哲學家帕斯卡在《思想錄》中所說:

我要同等地既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贊美人類的人,也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譴責人類的人,還要譴責那些下定決心自尋其樂的人;我只能贊許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著的人。

在絕望中追求,這就是魯迅。

最后生成于 2018-7-9 07:41: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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